文院撷英丨《中华礼藏》之《人物志（外十种）》出版
编者按：文学院秉承“文以化人，学通古今”的育人理念，传承百年文脉，以标志性成果引领学科高质量发展。浙大文学院特开辟【文院撷英】专栏，不定期介绍我院师生、校友出版的著作。本期推送的是关长龙教授、牟玄点校的《人物志（外十种）》。
【书名】人物志（外十种）
【丛书名】中华礼藏
【作者】关长龙 牟 玄 点校
【出版单位】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ISBN】978-7-308-20546-7
【定价】168.00 元
【装帧】精装
点校者简介
关长龙，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数术文献及礼俗文化史研究。著有《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中国学术史述论》《爰止国学丛稿》等，另有古籍整理类著作《敦煌本数术文献辑校》《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合著）等多种。
牟玄，女，祖籍山东栖霞。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主要致力于经学、数术学、道家道教、中医运气学等领域的研究，擅长《周易》经、传义理及相术、纳甲、六壬、堪舆等数术技术。出版有《竹里诗萃》（校注）、《中国古代人伦风鉴要义考略》等书，发表论文若干。
内容简介
《中华礼藏》之一种。本书以中国古代人伦鉴识最富盛誉之书《人物志》为代表，又精心选取敦煌本《相书》三种、《月波洞中记》、《玉管照神局》、《太清神鉴》、《人伦大统赋》、《照胆经》、《相儿经》等十种作品。所收录作品上起三国，下至元明，时间范围较广、代表性强，基本可反映出中国古代相人术的大致发展脉络。其中不少作品保存了丰富的相法资料，为研究我国古代思想、数术和相法提供了参考。所选作品大多体系完整、纲目分明、结构清晰，且有论、歌、赋等多种形式，方便读者对相法的理解与掌握。本书搜罗众多版本，广采诸家研究成果，对所选作品进行了重新点校，以期为相法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相对完备的文本。
《中华礼藏》主编简介
王云路，1992年获博士学位。1985年起在杭州大学（后与浙江大学合并）工作，1996年评为教授，1998年评为博士生导师。2006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9年评为国家二级教授。现为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浙江省特级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第八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现任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中国语文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学位委员会主任，《汉语史学报》主编、《中国训诂学报》主编，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等。
《中华礼藏》总序
中華民族的禮義傳統積澱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經驗與秩序，從而形成了一種“標誌着中國的特殊性”（錢穆語）的生存方式。《禮記·曲禮上》對此有概括的説明：“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争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千百年來，正因爲中華民族各個階層對“禮”的認同與踐行，不僅構建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彰顯了民族文化的獨特面貌，也爲人類社會樹立了一個“禮義之邦”的文化典範。實際上，對“禮”的認同，體現了對文化的認同，對民族的認同，對國家的認同。
在不同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今天，弘揚傳統文化，提升文化實力，强化精神歸屬，增强民族自信，已是社會各界的共識，也是刻不容緩的要務。温故籍以融新知，繼傳統而闡新夢，大型專業古籍叢書的整理與編纂，分科别脈，各有專擅，蔚然已成大觀。然而對於當今社會有重要意義的禮學文獻的整理與編纂，至今仍付之闕如。即使偶有禮學文獻被整理出版，因未形成規模而不成系統，在傳統觀念的影響下往往還被視爲經學典籍，既不能反映中華禮學幾千年的總體面貌與發展軌迹，也直接影響了在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前提下重建體現民族精神的禮儀規範。醪澄莫饗，孰慰饑渴。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全體同仁爲順應時代要求，發揮學科特色與優勢，在學校的大力支持下，願精心整理、編纂傳統禮學文獻，謹修《中華禮藏》。
自從歷史上分科治學以來，作爲傳統體用之學之致用部分的禮學就失去了學科的獨立性。漢代獨尊儒術，視記載禮制、禮典、禮義的《周禮》、《儀禮》、《禮記》爲儒家的經學典籍。《漢書·藝文志》著録禮學文獻十三家，隸屬於六藝，與《易》、《書》、《詩》、《樂》、《春秋》、《論語》、《孝經》相提並論。迄至清修《四庫全書》，采用經、史、子、集四分法，將禮學原典及歷代研究禮學原典的文獻悉數歸於經學，設《周禮》之屬、《儀禮》之屬、《禮記》之屬、三禮總義之屬、通禮之屬、雜禮之屬六個門類著録纂輯禮學文獻，又於史部政書類下設典禮之屬著録纂輯本屬於禮學範疇的文獻，至於記載區域、家族、個人禮儀實踐的文獻則又散見於多處。自《漢書·藝文志》至於《四庫全書》，著録纂輯浩如煙海的禮學文獻，不僅使禮學失去了學科的獨立性，而且還使禮學本身變得支離破碎。因此，編纂《中華禮藏》，既以專門之學爲標幟，除了裒輯、點校等方面的艱苦工作外，還面臨着如何在現代學術語境中界定禮學文獻範圍的難題。
《説文》云：“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事神以禮，即履行種種威儀以表達敬畏之義而得百順之福。禮本是先民用來提撕終極關懷的生存方式，由此衍生出了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表達尊讓、孝悌、仁慈、敬畏等禮義的行爲規範。《禮記·禮器》云：“禮器，是故大備。”以禮爲器而求成人至道，與儒學亞聖孟子的“禮門義路”之論頗相一致。然而踐履之禮、大備之禮的具體結構又是怎樣的呢?《禮記·樂記》云：“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根據黄侃《禮學略説》及沈文倬《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的論述，所謂“禮之文”、“禮之情”又被稱爲“禮儀”和“禮意”。禮器、禮儀用以呈現和表達禮意，此即所謂“器以藏禮，禮以行義”（《左傳·成公二年》）。三者之中，禮儀和禮意的内容相對明確，而禮器的内容則比較複雜，具目則可略依《樂記》所論分爲三種：物器（簠簋俎豆之類）、名器（制度之類）和文器（文章之類）。基於這樣的理解，參考歷代分門别類著録匯輯專業文獻的經驗，可以將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全部傳統禮學文獻析分爲如下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作爲源頭的禮學原典和歷代研究禮學的論著。根據文獻的性質，又可細分爲兩類。
1.禮經類。《四庫提要》經部總序所謂“經稟聖裁，垂型萬世”，乃“天下之公理”之所，爲後世明體達用、返本開新的源頭活水。又經部禮類序云：“三《禮》並立，一從古本，無可疑也。鄭康成注，賈公彦、孔穎達疏，於名物度數特詳。宋儒攻擊，僅摭其好引讖緯一失，至其訓詁則弗能逾越。……本漢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義理，亦無可疑也。”《周禮》是制度之書，《儀禮》主要記載了士大夫曾經踐行過的各種典禮儀式，《禮記》主要是七十子後學闡發禮義的匯編。雖然三《禮》被列爲儒家研習的典籍之後變成了經學，然而從禮學的角度來看，於《周禮》可考名物典章制度，於《儀禮》可見儀式典禮的主要儀節及揖讓周旋、坐興起跪的威儀，於《禮記》可知儀式典禮及日常行爲的種種威儀皆有意義可尋。若再從更加廣泛的禮學角度審視先秦兩漢的文獻，七十子後學闡釋禮義的文獻匯編還有《大戴禮記》，漢代出現的禮緯也藴藏着不見於其他文獻記載的禮學内容。因此，禮經類除三《禮》之外還應該包括《大戴禮記》與禮緯。至於後人綜合研究禮經原典而又不便歸入任何一部經典之下的文獻，宜倣《四庫全書》設通論之屬、雜論之屬分别纂輯。
2.禮論類。此類文獻特指歷代綜合禮學原典與其他文獻，突破以禮學原典爲經學典籍的傳統觀念，自擬論題，自定體例，結合禮儀實踐、禮學原典與禮學理念等進行研究而撰作的文獻，如朱熹的《儀禮經傳通解》、任啓運的《天子肆獻祼饋食禮纂》、秦蕙田的《五禮通考》等都宜歸入禮論類。此類文獻與禮經類中綜論性質的文獻容易混淆，最大的區别就在於禮經類中綜論性質的文獻是對禮學原典的闡釋，而禮論類文獻則是對各類文獻所記禮儀實踐與理念的綜合探索，二者研究的問題、對象，特别是研究目的皆有所不同。
第二部分是基於對禮儀結構的觀察而針對某一方面進行獨立研究而撰作的文獻。根據文獻關注的焦點，又可分爲三類。
3.禮器類。根據前引《禮記·樂記》的説明，禮器包括物器、名器和文器。物器爲禮器之代表形態，自來皆無疑議。名器所涉及之制度、樂舞、數術，因逐漸發展而略具專業特點，有相對的獨立性，固當别爲門類。就制度、樂舞、數術本屬於禮儀實踐活動而言，可分别以禮法、禮樂、禮術概之。又文器亦皆因器而顯，故宜附於禮器類中。因此，凡專門涉及輿服、宫室、器物的禮學文獻，如聶崇義的《新定三禮圖》、張惠言的《冕弁冠服圖》和《冕弁冠服表》、程瑶田的《釋宫小記》、俞樾的《玉佩考》等都屬禮器類文獻。
4.禮樂類。據《禮記·樂記》所言“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説，管乎人情矣”，可知禮與樂本是關乎人情的兩個方面。因此，禮之所至，樂必從之。考察歷代各個階層踐行過的許多儀式典禮，若不借助於禮樂則無以行禮。《通志·樂略第一》云：“禮樂相須以爲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禮與樂既相將爲用，則凡涉及禮樂的文獻，皆當歸入禮樂類。然而歷史上因囿於經學爲學科正宗、樂有雅俗之分的觀念，故有將涉及禮樂的文獻一分爲二分别纂輯的方法。《四庫提要》樂類云：“大抵樂之綱目具於《禮》，其歌詞具於《詩》，其鏗鏘鼓舞則傳在伶官。漢初制氏所記，蓋其遺譜，非别有一經爲聖人手定也。特以宣豫導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義至精，故尊其教得配於經。而後代鐘律之書亦遂得著録於經部，不與藝術同科。顧自漢代以來，兼陳雅俗,豔歌側調，並隸《雲》、《韶》。於是諸史所登，雖細至筝琶，亦附於經末。循是以往，將小説稗官未嘗不記言記事，亦附之《書》與《春秋》乎？悖理傷教,於斯爲甚。今區别諸書,惟以辨律吕、明雅樂者仍列於經，其謳歌末技，弦管繁聲，均退列雜藝、詞曲兩類中。用以見大樂元音,道侔天地，非鄭聲所得而奸也。”此乃傳統文獻學之舊旨，今則據行禮時禮樂相將的事實，凡涉及禮樂的文獻不分雅俗兼而存之,一並歸於禮樂類。
5.禮術類。《禮記·表記》載孔子之語云：“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卜筮之用在於“決嫌疑，定猶與”（《禮記·曲禮上》）。歷代踐行的各種儀式典禮，正式行禮之前往往都有卜筮的儀節，用於判斷時空、賓客、牲牢等的吉凶，本是整個儀式典禮的組成部分。《儀禮》於《士冠禮》、《士喪禮》、《既夕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皆記卜筮的儀節，而於其他儀式典禮如《士婚禮》等皆略而不具。沈文倬先生已指出，《儀禮》一書，互文見義，其實每一個儀式典禮都有卜筮的儀節。因儀式典禮所用數術方法有相對的獨立性，故歷代禮書多有專論。秦蕙田《五禮通考》立“觀象授時”之目，黄以周《禮書通故》設“卜筮通故”之卷。自《漢書·藝文志》數術略分數術爲六類：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又於諸子略中收有與數術相關的陰陽家及兵陰陽文獻之目，至清修《四庫全書》子部術數類分爲六目：數學（三易及擬易書）、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書相書、陰陽五行（栻占曆數），分類著録纂輯數術文獻，各有錯綜，亦因時爲變以求其通耳。因此，就歷代各個階層踐行的儀式典禮皆有卜筮的儀節而言，凡涉及卜筮的文獻宜收入禮術類。
第三部分是基於對歷代禮儀實踐的規模、等級、性質的考察而撰作的文獻，又可以分爲如下四類。
6.禮制類。《左傳·桓公二年》載晉大夫師服之語云：“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國語·晉語四》記寧莊子之語云：“夫禮，國之紀也，……國無紀不可以終。”凡此皆説明禮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重要的主導作用，故自春秋戰國之際禮崩樂壞之後，歷代皆有制禮作樂的舉措。《隋書·經籍志》云：“儀注之興，其所由來久矣。自君臣父子，六親九族，各有上下親疏之别，養生送死、弔恤賀慶則有進止威儀之數，唐虞已上分之爲三，在周因而爲五，《周官》宗伯所掌吉、凶、賓、軍、嘉，以佐王安邦國，親萬民，而太史執書以協事之類是也。是時典章皆具，可履而行。周衰，諸侯削除其籍；至秦，又焚而去之；漢興，叔孫通定朝儀，武帝時始祀汾陰后土，成帝時初定南北之郊，節文漸具；後漢又使曹褒定漢儀，是後相承，世有制作。”歷代踐行的禮，不僅僅是進止威儀之數，而是對文明制度的實踐。因此，歷代官方頒行的儀注典禮皆可稱爲禮制，是朝野實現認同的文化紐帶，涉及禮制的文獻世有撰作。漢代以後，此類文獻也往往被稱爲儀注，傳統目録學多歸入史部。今則正本清源，一並歸入禮制類。
7.禮俗類。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禮俗的産生先於禮制並成爲歷代制禮作樂的基礎。所謂“禮失而求諸野”，正説了俗先於禮、禮本於俗。實際上，歷代踐行的禮制，根基都在於風俗，長期流行於民間的風俗若得到官方認可並制度化就是禮制。因此，禮俗者，禮儀之於風俗也，特指在民間習慣上形成而具備禮儀特點的習俗，其特點是以民間生活爲基礎、以禮儀制度爲主導，在一定程度上兼具形式的自發性和内容的複雜性。早在先秦時代，荀子就曾説：“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又説：“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友則修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因此，自漢代應劭《風俗通義》以來，歷代有識之士往往述其所聞、條其所遇之禮俗，或筆記偶及，或著述專論，數量之多，可汗馬牛，以爲美俗、修義之資糧，故立禮俗類以集其精華，以見禮儀風俗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且早已滲透到民族精神之中。此類文獻在傳統的文獻學中分佈較廣，史部的方志、譜牒，子部的儒家、農家、雜家乃至小説家，集部中的部分著作，皆有涉及禮俗的篇章，固當集腋成裘，匯編爲册，歸於禮俗類中。
8.家禮類。《左傳·隱公十一年》云：“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禮之於國，則爲國家禮制；禮之於家，則爲家禮。家禮一詞，最早見於先秦禮書。《周禮·春官》云：“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宫室、車旗之禁令。”自古以來，家禮就是卿大夫以下至於庶人修身、齊家的要器，上至孝悌謹信等倫理觀念，下至婚喪嫁娶之居家禮儀，無不涵蓋於其中。家禮包括家庭内部的禮儀規範和倫理觀念：禮儀規範主要涉及冠婚喪祭等吉凶禮儀以及居家雜儀；倫理觀念則包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等綱常。涉及家禮的文獻源於《周禮》，經《孔子家語》、《顔氏家訓》的發展，定型於司馬光的《書儀》、《家範》和朱熹的《朱子家禮》，其中《朱子家禮》成了宋代以來傳統家禮的範本。因國家禮制的“宏闊”和民間禮俗的“偏狹”，故素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想的有識之士，往往博稽文獻、出入民俗而備陳家禮儀節之曲目與要義，以爲齊家之據、易俗之本。家禮類文獻中以此種撰作爲代表形態，延伸則至於鄉約、學規 之類的文獻。
9.方外類。中華民族是一個多種文化相互融合的共同體，整理、編纂《中華禮藏》不能不涉及佛、道兩家有關儀軌的文獻。佛教儀軌是規範僧尼、居士日常生活與行爲之戒律清規以及用於各種節日與法事活動之科儀，雖然源於印度，與中華本土文化長期互動交融，固已成爲中華禮樂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佛教儀軌與儒家禮儀相互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改變、重塑了中華傳統的禮樂文明。道教是中國的本土宗教，深深根植於中國的現實社會，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與社會調節功能。魯迅曾指出：“中國根柢全在道教。”道教儀軌有其特定的從教規範，體現了道教的思想信仰，規範着教徒的生活方式，體現了儀式典禮的特點。另外，佛教儀軌和道教儀軌保存相對完整，也是重建中華禮樂文明制度的重要參考。因此，凡涉及佛教儀軌和道教儀軌的文獻分别歸入方外佛教類和方外道教類。
綜上所述，《中華禮藏》的編纂是因類設卷，卷内酌分子目，子目内的文獻依時代順序分册纂輯（其中同書異注者則以類相從），目的是爲了充分展示中華禮儀實踐和禮學研究的全貌以及發展變化的軌迹。
編纂《中華禮藏》不僅僅是爲了完成一項學術事業，更重要的現實意義是爲了通過整理、編纂傳統禮學文獻，從中提煉出滲透了民族精神的價值觀和價值體系，爲民族國家認同提供思想資源，爲制度文明建設提供借鑒，爲構建和諧社會提供禮儀典範。
《中華禮藏》編委會
二〇一六年
本文转载自“浙大文史出版”公众号
编辑丨蔡诗婕
审核丨楼煦昂